敢当时评｜刘翔的“最后一栏”，是运动员安置的“第一栏”

海报新闻评论员 张静宁

刘翔又跨了一道“栏”，但这次不是110米栏。

8月26日，刘翔在微博上发了一条求助帖，称上海市体育局要求他在买断和当教练之间二选一，希望网友给他点意见。当天下午，上海市体育局回应，将依据规定妥善安置。但刘翔随后在评论区追问：十年了才想起来安置，分广告费的时候怎么不依法依规？

之后半个月，官方没有再公布实质性进展。9月10日，刘翔自己发文公布结果称其9月1日已完成买断，拿到49.4万元，从此与体育局再无关联。11年间领取的全部工资补助982,935元，已捐给中华慈善总会用于西藏泥石流救灾。

刘翔的困境，表面上是个人选择的问题，是刘翔和上海体育局之间的纠葛，但它真正提出的问题是：退役运动员的安置，到底靠什么来保障？

刘翔退役后，人事关系一直留在上海体育系统，挂任团委副书记——兼职、不坐班、无行政级别，既没有明确的工作安排，也没有办理正式的退役手续。这种“在编不在岗”的状态持续了11年。在过去，这是功勋运动员退役后的常见安排：各地体育局需要一个方式“安顿”功臣，运动员也需要一个体制内的身份兜底，双方心照不宣，没有明确的制度要求，也没有人负责推进，加之双方都能从中获益，事情便长期搁置，逐渐成为一种默认的惯例。

然而，“在编不在岗”意味着编制被占用但岗位职责未履行，对体制内其他人员而言是不公平的。巡视整改要求清理“在编不在岗”，当然没有错。但是，对运动员个人来说，在其商业价值较高的阶段，相关单位依据规则参与了收益分配，且未进行相关的退役安置；当巡视整改的外部要求出现后，人事关系的了结才被提上日程。这说明，运动员退役安置至今仍缺乏一套规范、稳定的日常运作流程。平时靠人情默契维持，出了问题才靠集中整改推动，制度始终没有真正跑起来。当“特殊安排”取代了“制度安排”，看似是优待，实则是将个人命运悬置于不确定之上。

这个问题不只在刘翔身上。全国每年约有3000名运动员退役，大赛年退役人数则更多。而在安置退役运动员这件事上，相关体育部门长期依赖人情与惯例来维持某些安排，如此规模的群体，靠一个个“看情况”“看关系”地去安置，既不可能，也不公平，这种模式与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也明显不符。刘翔的事情，就为这套人情模式的失效提供了一个最极端的注脚。

所以，中国竞技体育要从“特殊化管理”走向“规范化治理”，需要的不仅是清理和整治，更是一整套能让制度在日常运行中持续发挥作用的机制。这既包括对历史遗留问题的过渡安排，也包括一套针对运动员管理的明确执行标准，让每一个退役运动员，无论功勋大小，都能在规则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出口。

刘翔跨过了他的最后一道“栏”。而运动员安置从“靠惯例”到“靠制度”，是中国竞技体育要跨的第一道“栏”。